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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企業“走出去”的挑戰和對策

2019-12-31 13:42:03   來源: 清華金融評論 編輯 / 安東
摘要

面對當前國際形勢,需要借鑒過去“走出去”實踐的經驗和教訓,采取有效措施應對國際局勢變化,穩健可持續地推動產業界企業和金融界企業“走出去”。......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企業不斷“走出去”,愈加廣泛地參與到國際合作競爭中,但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文認為,面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壓力,我們要總結經驗教訓,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應對國際局勢變化,創新投資合作方式,穩健可持續地推動產業和金融界“走出去”。

中國企業“走出去”取得了巨大成果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社會財富的迅速增長,中國與世界的聯動日益加大。在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中國企業和中國資本“走出去”,尋求與世界的合作,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近年來,我國海外投資日趨活躍,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伴隨著中國的要素成本上升和經濟轉型升級,中國實體企業的產能布局開始分化,其中部分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如制造業等率先從中國“走出去”,其他行業也緊隨其后開始在海外投資。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1962億美元的歷史高點,而相對于21世紀初,這一數字則增長了70余倍。中國自2014年開始已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凈輸出國,中國資本走向世界成了全球一道新的風景線,中國成為全球動蕩局勢下繼續推進務實合作最積極和重要的力量,企業不斷走出去體現了我國競爭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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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商務部歷年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行業來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集中在制造業、基礎設施等實體經濟相關行業,尤其在基建、核電、軌道交通、能源等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展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后強大的競爭力,在多個領域展現了閃亮的“中國名片”。例如,中車集團已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105個國家開展業務,中核集團已成功對外出口15座商用核電機組與研究堆,中交集團旗下的振華重工(600320,股吧)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港機設備制造商并連續20年獲得世界市場份額第一等。通過服務實業“走出去”,我國的金融機構也把觸角伸向五大洲,在全球各個重要經濟體建立其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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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商務部歷年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目的地來看,近5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是亞洲及歐美市場,“一帶一路”倡議順應并加速了這一趨勢。“一帶一路”的核心是經濟合作,是一個新型的全球化,它跟西方主導的近百年的上一輪的全球化相比有顯著的不同。“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是通過對外投資,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量帶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去,引導中國經濟與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相互交換比較優勢,實現共同發展。但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保護主義抬頭,不斷出臺外資審查新規,有的甚至專門針對中國,對中國資本設置各種障礙。這就要求我們合理布局對外投資,不斷創新對外投資方式,真正能夠實現互利共贏,才能將“一帶一路”倡議付諸實施。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我國企業“走出去”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實業方面,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既遇到所有本土企業在走向國際市場時必然遭遇的水土不服問題,也面臨東西方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溝通和信任障礙,更因為中美貿易紛爭和一些發達國家忌憚中國快速成長而采取的打壓和圍剿手段而面臨著新的特殊困難。特別是中美貿易紛爭在近期反復起伏,不僅沖擊了實體企業的國內經營,更增大了實體企業“走出去”的難度。這其中以央企承受的壓力最大,面臨的困難最多。在金融方面,個別金融機構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表現出過度的同質性和過高的區域集中度,一些金融機構因合規意識不夠而遭到處罰,損失慘重。在對外投資方面,有的投資在真實性、合規性方面較為欠缺,有的則與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政策要求不符,甚至對國家的形象造成了負面的影響。關于中國海外直接投資成功的比例有不同的統計口徑,有估計認為失敗概率高達40%以上。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缺乏經驗,畢竟大部分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沒有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參與過競爭,對海外的市場和投資環境也不很了解;其次是缺乏明確的戰略,簡單地認為海外業務和投資是尚未開發的“藍海市場”,遍地都是機會,或者把“走出去”僅認為是“走出去”,而沒有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不僅忘掉了“走出去”的初心,也丟掉了與世界的談判力。近年來,國家強化了“走出去”和對外投資的監督和管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了金融要回歸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相關部委加強了對一些領域非理性的“走出去”和對外投資的關注等,這些改革措施均促進了我國企業和資本“走出去”的良性發展。

“走出去”的歷史必然性

有效推進中國企業和金融“走出去”,穩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將極大地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并有力地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改革開放的后40年提供強大的動力。

“走出去”是我國社會發展和經濟轉型的迫切需求。改革開放41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大量的財富積累帶來了消費和需求端的升級,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不會停止。但一個突出的矛盾是,供給端的水平仍然非常落后,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遠遠跟不上。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仍然相去甚遠。2015年,中國的每單位產出大致相當于美國的7%和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這個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時代最重要的主題,旨在加快提高供給水平,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條實現的路徑,一是強化自主創新,這要求我們加快改革步伐,進一步完善鼓勵創新的體制機制;二是通過對外合作,實施“拿來主義”,在競爭合作中學習提高,這要求我們制定有效的“走出去”戰略。過去一些年企業不斷走出去推動了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提升。在行業分布上,投資建廠的直接“走出去”正從服裝紡織業向機械電子和化工等行業轉變;而跨境并購的間接“走出去”已從能源資源業向制造業關鍵零部件、高技術產業轉變。

“走出去”是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從競爭的角度來看,“世界是平的”,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將無法回避地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隨著我國逐步加大開放力度,國際產業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步伐必將加快。如果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不能通過“走出去”盡快提高國際競爭力,未來不僅在國際市場了無建樹,在本土市場也將陷入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走出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舉措。從全球范圍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全球一些主要經濟體仍處于復蘇緩慢和債務高企的困境中,地緣政治博弈與文明沖突并未能隨著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而減弱,在一些地區反而愈演愈烈,反自由貿易與逆全球化的噪聲也不絕于耳。如何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打破壁壘,尋求共贏,成為擺在全體人類面前十分嚴峻的挑戰。“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得到了全球大部分國家的響應,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的世界胸懷。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賓塞指出,2017年至2019年,中國將貢獻全球經濟增量的35%,相當于美歐日對世界經濟增量貢獻的總和。近年來我國部分勞動密集型行業向東南亞、南亞等國的穩步轉移,為所在國帶來了資本、技術和工作機會,為所在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的貢獻。依托于14億中國消費者市場和我國優勢產業,堅持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穩妥穩健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為不確定的世界注入強大的穩定力量,為全球增長與和平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為我們實現和平崛起提供重要的保障。

總結教訓,推動產業更好“走出去”

面對當前國際形勢,需要借鑒過去“走出去”實踐的經驗和教訓,采取有效措施應對國際局勢變化,穩健可持續地推動產業界企業和金融界企業“走出去”。

一是對接國內需求,踐行雙贏戰略。從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求來看,“走出去”一方面要挖掘中國14億消費者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另一方面要依托改革開放41年帶來的產業水平的巨大提升以及依然相對低廉的成本,應立足于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杜絕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這樣才能不忘初心,不迷失方向。

任何可持續的國際化或“走出去”戰略都必須是雙贏的戰略,一方面,企業應能夠實現盈利或財務可持續,另一方面,在所在國,既要考慮到對其的經濟效益,還應兼顧其社會影響和宗教文化等因素,既要考慮短期效益,也要考慮長期社會效果,既要考慮其社會上層或精英的利益,也要考慮普通民眾的獲得感和自豪感。

二是選好合作伙伴,強化協同機制。一方面,鑒于各國國情不同,法律、文化、習俗等迥異,僅依靠學習或者雇用中國律師或第三方機構不足以應對在他國投資經營的各項挑戰,還可能埋下重大和長期的隱患。應尋找良好的當地和國際合作伙伴,以專業化和規范化為選擇合作伙伴的主要標準,與其建立利益捆綁機制和相互信任關系,切實推進務實合作,最大限度降低合規和法律風險。另一方面,應強化“走出去”的國內協同機制,避免單兵作戰。央企、地方國企、民營企業發揮各自的優勢和基礎性作用,分工合作,有所為有所不為;協同產業和金融,協同上下游產業鏈,實現優勢互補和規模效應;搭建對外投資公開平臺,建設中國對外投資的生態系統,降低信息不對稱,最大限度地提高對外產業合作與投資的有效性;強化外匯、產業政策、統計等相關管理部門的協調機制,依托對外投資平臺,統籌協調、適度引導,提升監管效率,提高“走出去”的有效性。

三是“一帶一路”區域,采取不同策略;邀請發達國家,共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沿線既有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發達國家,跨境投資需要結合彼此的比較優勢,精準判斷把握沿線國家與我國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采取不同的合作策略,營造互信互助的合作機制。在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時,應注重發揮其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市場前景廣闊等優點,對接我國在基礎設施等傳統行業和移動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比較優勢,推動切實可行的合作。將中國優勢產能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結合起來,將研發設計、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環節保留國內,在考慮國內承受能力前提下推動低附加值產業特別是出口產業合理有序外移。在與發達國家合作時,應投資于它們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對接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滿足消費升級需求并進而促進產業升級,切實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得到全球很多國家的廣泛歡迎和參與,但也引發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的懷疑和戒備,中國可考慮邀請其參與并形成合作聯盟,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這樣,不僅有助于緩解其疑慮和對我國的壓制,而且能夠形成發達國家的技術與我國相對低廉成本的結合,從而有效地開拓“一帶一路”市場,并真正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四是堅持黨的領導,發揚優良傳統;優化宣傳策略,降低他國疑慮。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中央企業一直是我國“走出去”的排頭兵,但也因其特殊性質在國際市場遭遇到了很多困境。尤其是近期,美國挑起沖突試圖實現中美經濟脫鉤,將貿易和金融問題不斷升級至地緣政治沖突。中美貿易沖突導致西方國家加大審查和限制力度,使得央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妥善應對這些挑戰,有效實施“走出去”戰略,在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對中央企業的嚴峻考驗。

對國有企業來說,在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要不斷強化黨建。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非常艱苦的工作環境,僅靠物質激勵是遠遠不夠的。要在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在物質保障的基礎上強化黨的領導和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發揚艱苦奮斗和敢于斗爭的精神,培養一批“根植本土、了解世界、勇于奉獻、敢于開拓”的“走出去”領軍人才,不斷增強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我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水平。

我國大部分“走出去”的國有企業已經是上市公司,甚至很多是在A股和香港或其他境外市場同時上市的公眾公司,符合現代企業治理要求,并擁有眾多的國際投資者。應在對外合作中強調我國國有企業的現代治理結構和透明規范運作,降低國際社會不必要的懷疑和防范,并在對外合作中不斷強化合規意識和市場化規范化運作,通過國際合作和競爭真正提高自身競爭力。(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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